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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石窟史 巍巍大云岡


  


本報記者 趙永宏

  云岡石窟是公元5世紀中西文化共鑄的歷史豐碑,是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1961年3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007年5月,成為國家首批5A級旅游景區。2008年年初,市委、市政府啟動云岡石窟大景區建設工程。歷時三年,擴建后的景區面積較原先增大了近8倍,各項旅游服務設施全部建成,拉長了游客游覽時間,重現酈道元《水經注》中描述的人間勝景。之后,云岡石窟研究院又以長達七年的時間,拾遺補缺,逐漸完善,使云岡大景區呈現出優美環境、多彩文化、人性化服務等全新面貌。時至今日,“云岡景區大擴容工程”又列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點工作之一。同時,“大云岡”規劃已經引起省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并成為省內外文化旅游界人士新的期待。
  4月10日下午,由山西晚報·文博山西講壇、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汾講堂主辦的一期公益講座在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開講。本次講座特邀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主講《云岡石窟:東方佛教的第一圣地》。在講座舉辦前夕,山西晚報“文博山西”微信公眾平臺全文推送張焯撰寫的《云岡石窟的歷史與藝術》一文,全文將近1.2萬字,分為《大同與云岡》《發現與探索》《洞窟與藝術》《保護與未來》四大部分,并配發上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云岡石窟資料圖片,為讀者全景式展示云岡石窟的歷史風貌與藝術探索。
  《云岡石窟的歷史與藝術》可謂是研究云岡石窟的經典之文。其中關于云岡石窟研究的推進,張焯指出,這得益于四個階段的考古發掘。1938年和1940年,水野,長廣等對第8窟與五華洞(第9—13窟)窟前遺址、曇耀五窟窟前遺址、西部山頂北魏寺廟遺址、東部山頂北魏寺廟遺址、龍王廟附近遼代寺廟遺址分別進行了小規模的考古發掘。1972~1974年云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為配合洞窟維修加固工程,對五華洞窟前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1987年,云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為保護龍王溝西側石窟,進行了窟前清理發掘。1992~1993年間,為了配合“八五”保護維修與窟前降低硬化地面工程,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岡石窟文物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聯合進行了大規模的窟前考古發掘。通過這些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北魏石雕殘件和不同時期的文物,對于研究云岡石窟的開鑿與原貌、歷代寺廟與維修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進入21世紀,張焯的《云岡石窟編年史》問世,成為目前云岡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其中《〈鹿苑賦〉與云岡石窟》一文指出,獻文帝時代云岡石窟進入了一個新的大發展階段;《徐州高僧與云岡石窟》,則澄清了孝文帝太和年間云岡造像中國化背后的歷史,即涼州系高僧失寵,徐州僧匠入主云岡石窟;《(金碑)小議》對碑文傳抄中出現的錯簡進行了梳理,證明云岡十寺中的護國寺為今第1、2窟;《全真道與云岡石窟》考述金元之際道教勢力侵入云岡石窟的歷史事實;《云岡筑堡與古寺衰微》考訂出金代中晚期石佛寺堡的建立,揭示了八百年來云岡石窟走向衰微的必然歷程。
  關于曇曜五佛雕造的是哪幾位皇帝,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一般認為,分別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的象征。但是,各種觀點都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成時代的“太祖已下五帝”,其“太祖”捐的是平文帝,而非道武帝。道武帝被尊為太祖,是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以后。由此說來,曇曜五佛象征的是平文、昭成、獻明、道武、明元五帝。至于何窟為何帝,蓋由昭穆次序或左右次序排列決定,我們今天實難臆測。
  按照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大膽地講,云岡石窟的其他大窟大像代表的依然是皇帝,且其歸屬以及開鑿時間,也大致可以推斷:第9、10窟雙窟的主像,前者為倚坐大佛,后者為交腳菩薩,應與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廟”(《魏書高宗紀》)的含義相同,意在補全“天子七廟”制度,是文成帝為其祖父太武帝,父親景穆帝所建(當然,工程的完成大約經獻文帝,延續到了孝文帝初期);第13窟交腳菩薩大像,當系文成帝為自己或獻文帝為其父開鑿;第5窟坐佛,是獻文帝為自己或孝文帝為其父建造;第3窟倚坐大佛,則是孝文帝為自己雕鑿。
  云岡石窟經歷了一千五百多年的風雨滄桑而得以保存,是歷代官府、僧民不斷維修、保護的結果。由于相關記載缺略,我們今天只能大體而言。唐初,地方官民曾對石窟寺進行重建,對佛像進行修理,但現已無法確認其具體內容。遼代進行了云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寺院重建和洞窟維修,整個石窟區域被劃分為十所寺院,幾乎所有的大、中型洞窟外都搭建起木構的佛殿式閣樓;洞窟內的維修全面而徹底,工匠們為大像安上時髦的黑色琉璃眼珠,對破損造像進行了補刻或改刻,對風化的造像以及所有窟壁下層嚴重風化部位,都采取了鉆洞、插樁、纏繩、包泥、彩繪等不同方式進行修補。能夠看出北魏樣式的盡量恢復原貌,需要符合遼代百姓信仰的則包泥改塑為遼像。另外,還制作了部分單體泥塑。整個工程做工精細、近乎完美,無可指責。金初,左副元帥粘罕將云岡石窟前的河道南移,從根本上解決了六百多年來地下毛細水侵蝕石窟下層雕刻的問題;隨后,稟慧和尚進行的重修,則主要針對第3窟外的靈巖大閣。元、明二代,石佛寺肯定有過維修工程,可惜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清代云岡工程主要集中在第5窟“大佛寺”和第6窟“石佛寺”及其前面的僧院,光緒年間曾彩繪過五華洞(第9窟~13窟)。民國期間的保護,一是因大批佛頭、佛像被盜而派警察守護,二是將中、西部洞窟內生活了幾百年的村民全部遷出。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云岡石窟,組建了專門的保護機構,面對當時洞窟裂縫縱橫、坍塌嚴重、石雕風化剝落的凄慘景象,多次組織專家進行勘察、發掘、研究和維修保護。特別是1973年秋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云岡石窟時,指示國家文物局“要在三年內修好”。隨后的三年中,工程技術人員采用高分子粘結材料,對全部洞窟進行了大規模的搶險加固,基本上解決了洞窟的穩定性問題。同時,對部分洞窟石雕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恢復、修補工作,從而使云岡石窟煥然改觀。上世紀90年代迄今,云岡周邊環境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窟前地面硬化、109國道云岡段改線、山門前拆遷與廣場建設、云岡峪綠化、十里河蓄水等大型工程,從根本上解決了石窟區的煤塵、粉塵污染問題,徹底改善了云岡石窟的環境條件,為今后云岡石窟的可持續利用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6年8月,云岡石窟研究院掛牌成立。擺在新一代云岡人面前的任務艱巨,道路漫長。首先文物保護再度上升為工作焦點、熱點和難點。一是周總理指示進行的維修工程已過去三十年,石窟外部巖石又進入新一輪的快速風化期,能否結束持續了半個世紀的窟檐建設方案的爭論,盡快實施“洞窟保護傘”工程,是當前面臨最為急迫的任務。二是1992年中美合作的西部山頂防水試驗工程,由于窟頂護坡與排水渠道沒有處理好,導致了第30窟以西中、小型洞窟山頂滲水也日趨嚴重。三是研究隊伍青黃不接,石窟調查起步艱難。云岡石窟調查是一項長期性、基礎性的工作,也是一項爭氣工程,事關研究院的前途與榮譽,不能不做。四是游客數量逐年增加,大景區建設時不我待。
  “云岡石窟是歷史賦予大同的世界級文化藝術寶庫。必須站在引領世界文化的高度,對現有景區進行全面擴容升級。”按照政府工作報告,張焯對“大云岡”規劃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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